为庆祝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团委、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研究生会举办“献礼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主题系列讲座。
讲座第二讲于12月5日下午14:00在正新楼一楼报告厅举行，由考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古陶瓷学会理事彭善国教授，为考古学院师生作了题为“从古董鉴藏到陶瓷考古——中国古陶瓷研究百年历程”的讲座，取得圆满成功。本场讲座由科研与研究生办公室于歌老师主持。
彭善国教授梳理了中国古陶瓷研究的学术史，将其分为元至民初的古董鉴藏及文献梳理阶段、上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的陶瓷窑址调查阶段以及五十年代至今的陶瓷窑址发掘三大阶段。
彭善国教授指出，至迟在元末，社会上就已经出现了鉴藏前代瓷器的风气；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首次比较系统地记载了古代窑器，明代宫廷开始出现对前代古瓷器的收藏，明代文人也流行收藏古瓷用于清赏；清代开始出现对前代瓷器文献记载进行系统梳理的陶瓷专书；民国许之衡的《饮流斋说瓷》是瓷器鉴藏和文献梳理的集大成之作，同时也代表了古陶瓷研究“古董”阶段的终结。
彭善国老师介绍叶麟趾先生
在窑址调查阶段，彭善国教授着重强调了钜鹿宋城与钜鹿宋器的重要性，在我们重新审视陶瓷考古的发展史时，钜鹿宋城的地位不可忽视。钜鹿宋城的发掘以及钜鹿宋器的面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依据出土文物开展古陶瓷的研究，也促发了磁州窑、定窑、当阳峪窑等窑址的发现。在这一阶段，出现了我国近代第一位走出书斋，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古瓷窑址进行实地考查的学者——陈万里先生，他“八去龙泉，七访绍兴”，，开辟了一条古代瓷器研究的新途径，从而使我国陶瓷考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此外，叶麟趾先生对于定窑窑址的发现也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瓷窑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广泛展开。1958至1959年耀州窑的发掘，可以说是瓷窑址科学发掘的开端。彭善国教授总结了耀州窑发掘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一是探方发掘，严格区分堆积单位（层位、遗迹等），按层位关系判断遗存相对年代；二是注意遗迹单位之间的平面关系，如窑炉与作坊、堆料场、晾坯场之间的对应关系，这对于复原古代窑场的生产流程及工艺具有决定性作用；三是全面采集遗物，并统计出不同釉色品种瓷片的数量。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对龙泉窑址的大规模发掘意义重大。苏秉琦先生在1981年“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闭幕式的讲话中指出，龙泉窑址的大规模发掘，是中国考古学一个新兴学科分支——陶瓷考古大规模崛起的标志。1982年《中国陶瓷史》的出版是这一阶段又一重要成果，这本专著利用了瓷窑址考古的大量新材料和古陶瓷科技检测成果，构建了中国古陶瓷发展的体系框架，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陶瓷史，具有里程碑意义。
1982年以来的40年间，古陶瓷研究不断发展，各地调查发掘中陆续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瓷窑遗址，填补了若干时代和地域的空白；对各地区主要窑址进行了重点发掘，解决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问题；水下考古方兴未艾，大大地推进了贸易陶瓷的研究；陶瓷科技考古成绩显著，成为古陶瓷研究的助推器。
讲座的最后，彭善国教授对陶瓷考古的发展和研究做了总结。陶瓷考古是以考古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陶瓷遗存（陶瓷窑址、城镇、墓葬、沉船等发现的瓷器等）的一门分支学科，是古陶瓷研究的基础。古陶瓷研究，从古物学到陶瓷考古，是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与发展的历程节拍相合的。古陶瓷研究，需要上升至社会历史研究的高度，才能不负新时代考古学的使命。除了考古发现与研究之外，中国古代陶瓷的展示、利用也很重要，要让它们鲜活起来，发挥其历史教育、美学教育等社会价值，以裨益于文化自信。
现场同学参与互动
彭善国教授签字赠书
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献礼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主题系列讲座第二讲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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